走路的时候，李淑贤想起了往事。她习惯于一边走路一边想事情，这样会让她的旅途不再单调乏味，相反还会减轻疲劳感。

她想起刚解放那会儿，自己在家做姑娘的时候，有一天左家庄水家的人来提亲。她心里清楚，她家是地主家庭，很难找到如意郎君，因为那时候成分的划分，就把她家从“良民”中划出去了。而水家是富农，也在被改造的范围之内。所以两家的联姻还真算“门当户对”。

她想起，当盖头揭开的那一瞬间，她看到面前的丈夫那么的英俊，自己的心房小鹿乱跳。可是长生他却显然有些失望。不过他也认了，凭他的家庭，能娶到媳妇就不错了。第二年，他们就有了心梅，然后是正阳，心萍，心兰，心莲，一年一个。并不是他们有多恩爱，只是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生活条件下，熄了灯之后还能有什么其它的娱乐项目呢？

她想起怀心兰的时候，婆婆找人算命，说这一胎一定是个男孩。水家人丁太单薄——她生了三个，只生了正阳一个男孩。因此，当算命先生说第四胎是个男孩的时候，婆婆破例给她煮了两个鸡蛋让她吃下去补身子了。那时候她跟着长生在大连住着，怀孕8个多月的时候，婆婆来信，说家里收山的人手不够，让长生回家帮忙。水长生当时正在研究一个项目，实在脱不开身，于是李淑贤挺着个大肚子就回了左家庄。她干活比谁都卖力，就在收山的最后一天，她突然倒在地上，家里人都吓坏了，可是她知道，自己要生了。当家里人手忙脚乱把她抬回家的时候，心兰已经露头了。心兰是个女娃，这让婆婆非常失望，所以生下心兰第二天，李淑贤就下地自己洗衣服了。不到一个星期，李淑贤就回家了。此后，再也没登婆婆家的门。

背上的心菊发出了匀称的呼吸，睡着了。李淑贤示意心兰从包裹中拿出一件小棉袄披到心菊的身上，免得熟睡的心菊感冒了。说起心菊，李淑贤觉得她是家里的一个小救星。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每个人都被严格分配了食物量，为了让水长生可以安心干活，李淑贤把家里最好的东西做成干货留给丈夫吃，而自己和几个儿女每天只靠两碗稀的可以养鱼的苞米茬子粥过活。心菊的降生让当时管理造船厂的苏联人非常高兴，了解到心菊是水家的第六个孩子，造船厂给李淑贤发了一个奖状，上书“英雄的妈妈”。为了嘉奖这个“英雄的妈妈”，造船厂每个月给水长生家特拨了5斤饼干。这在那么艰难的凭票领粮吃饭的年代，实在是太奢侈的享受了。因此李淑贤特别钟爱的就是心菊。

走了快一个小时了，心莲蹲在地上：“三姐，我走不动了……”

心兰看看心莲，又看看走在前面的姐姐和父母，其实她也很疲倦了，但是心莲从小就体弱多病，都14岁了，看起来还像个不到10岁的小女孩。心兰狠了狠心，自己半蹲下来，示意心莲爬到她的背上。

心莲看着这个只比自己大一岁的姐姐，倔强地摇了摇头：“我就是想歇一会儿。”

心兰保持着半蹲的姿势，有些气恼：“歇什么歇？再歇爸妈就走远了。一会儿把你自己扔在这里，看你还找不找得到家！快上来，再不走就撵不上他们了。”

心莲只好爬上心兰的背。三姐很壮，虽然不够高，可是足够壮。壮到她可以安心地趴在三姐的背上，由着三姐背着走。

“心莲。”心兰一边吃力地赶路，一边对妹妹说。

“嗯？”在三姐宽厚的背上，心莲有些昏昏欲睡。

“心莲，别睡着了，会感冒。我们一会儿就到家了。”

“嗯，好。”心莲的声音慢慢的模糊，最后那个“好”字含混不清地冒了出来。

心兰回头看看，心莲很不争气地睡着了。她只好对心萍说：“二姐，找件衣服给心莲披上……”

水长生和李淑贤这才发现，心兰是背着心莲跟在后面的。

水长生空出一只手，把心兰垂在前面的刘海拨到耳后——这让心兰受宠若惊，水长生说：“好闺女，受累了。我们就快到了。”

水长生对心兰的这一个动作差点惊的心兰把心莲从背上扔下来。在水家，只有儿子才会得到长辈的另眼相看，而女儿则是由着她们自己生存，无论她们做了什么好事，也只会得到父亲的一个点头而已，连微笑都不会有！水家的女儿从来不受管束，所以水正阳非常嫉妒自己的几个姐妹。因为一旦姐妹们在外面惹事了，最多遭到父亲的一顿训斥，而他如果在外面惹事，则会吃一顿非常酣畅淋漓的“棒子炖肉”，他家的棒子因为打他，已经不知道折过多少根了。

水正阳拽拽地跟在父母的后面。衣服扣子故意从领口一直开到肚皮，只最下面两个扣子松松垮垮地扣着。走上10里山路，对于水正阳来说，简直就是无聊到了极点。自从小学毕业之后就不肯再升学，水正阳整天的打架生事。眼看在大连街快混出“号”来了，偏偏来了个“上山下乡”！

水长生看见儿子邋邋遢遢地走，嘴里还时不时地嘟哝着什么，便怎么看都不顺眼。他生了7个孩子，只有这一个儿子。女儿们不用管就很乖，偏偏这个儿子，怎么打，怎么骂，怎么罚，就是烂泥扶不上墙，让水长生只有咬牙切齿的份了。

心兰背着心莲，不时抬头看看远方。让她感到欣慰的是，前方出现了一排小土房。而父亲的表情，变得很怀念。她想，到家了吧？

远处河边有一排五栋房子，水长生带着儿女们径自朝中间的那家走了进去。这是一个四间的土房。中间是一厨房，两边是三间住屋。还没等进门，心兰就闻到了一股苞米饼子的香味。同时，水长生怀里的心竹、李淑贤背上的心菊，还有心兰背上的心莲也被这股子香味弄醒了。

心竹揉了揉惺松睡眼，看着往外腾腾冒着水汽的门口，怯怯地说了句：“爸，我饿了……”

水家老太水杨氏正在蒸苞米面饼子。一个星期以前，儿子突然来了信，说国家有政策下来，妻子儿女都要回农村住了。水杨氏对于国家政策向来是不知道的，毕竟她就是个小脚老太太，连个名字都没有。在家做姑娘的时候叫杨三丫头，嫁了人就叫水杨氏，生了水长生之后就变成长生娘了。水杨氏一辈子都在屋里，没出过院门，对于外面的世界，她不了解，也不屑了解。她关心的，只是她的儿孙们。如今听说媳妇孙子要回来，这在水杨氏眼里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情。毕竟可以见到她的大孙子了，毕竟媳妇回来之后，她也就不用这么操心家里的事了。于是一大早上，天还没亮，水杨氏就颠着小脚下床和面蒸苞米面的饼子了。当水长生一家进了院门口的时候，那一锅苞米面饼子正好出锅了。

闻到苞米面饼子的香味，水正阳吸了吸口水。他并不担心没有他吃的那一口。在水家，即使只有两口饭，也肯定是他和水长生的，丫头片子们根本指望都不要指望。于是他跑过去，亲热地叫了声“奶奶”。水杨氏高兴得眼睛眯起了一条缝，从锅里挑了一个最大的，黄澄澄、金灿灿的大饼子就塞到水正阳的手里。水正阳想也没想，蹲在地上就开始大口嚼了起来。

心萍、心兰看见哥哥在吃东西，也不敢上前要吃的。但是姐妹几个已经咽了好几口口水。要知道，在城市里，父亲的工资也不过够一家人每天清汤寡水地勉强填饱肚子，这样的大饼子，不到逢年过节是吃不上的。心莲已经从心兰的背上爬了下来，仗着自己长得可爱乖巧，甜甜地喊了声“奶奶”。

水杨氏没见过这个孙女儿，可是这么漂亮的娃娃开口喊奶奶，也让她很是骄傲——她敢说放眼七里八村，没有谁家姑娘比心莲更漂亮可爱的了。于是她从锅里捡出个大饼子给了心莲，并且叮嘱心莲慢点吃。

心莲接过饼子，咬了一口。苞米面的香味从嘴直接传达给脑部神经，让心莲满足地叹了口气。就在准备咬第二口的时候，心莲看见心萍狠狠地盯着她手里的饼子，而心兰则把头扭到一边。心莲在心中斗争了很久，终于掰下一半饼子，递给心兰：“三姐，你背我累了一路了，也吃一点。”

心兰又咽了一口口水，眼神中充满了对眼前食物的渴望。可是她是姐姐，于是她摇了摇头。心莲见状，赶忙把手缩了回去。

水杨氏招呼儿孙们进门，然后指着东边的两间屋子说：“你们就住在那屋家吧，还能宽敞点。我睡在西炕。”

水长生赶忙推拒：“妈，怎么好让你睡西炕？我们一家在西屋挤挤就好了。”

水杨氏摇了摇手，表示这事就这么定了，不必争议。然后水杨氏把锅里的苞米面饼子都捡了出来，对孩子们说：“都饿了吧？吃吧！”

心萍和心兰闻言，赶忙一人抓了一个饼子在手里，狼吞虎咽了起来。心竹和心菊也每人抱了个饼子，就着咸菜大口大口地吃着。一边吃一边说：“真好吃，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大饼子！”

李淑贤闻言心中不由得一阵酸楚，看着几个孩子狼吞虎咽的样子，她想，这次回到农村，应该是不愁吃的了吧？

安顿好了之后，水长生开始帮母亲收拾院子。正收拾间，母亲在门边说了一句话：“听说隔壁老左家的小儿子也回来了。”

水长生愣了一下，随后想起来，母亲说的“老左家的小儿子”是自己的同窗左湘之。

不过按照街坊辈份算，水长生应该唤左湘之一声“小叔”。

说起左湘之，这个人是水长生最佩服的一个同龄人。二人同窗，无论是上学的时候，还是工作的时候，水长生都是当之无愧的好手，然而左湘之明显比水长生更胜一筹。在学校的时候，如果水长生考试第二，那么左湘之毫无疑问就是第一名。毕业之后，两人一起闯出了家乡。水长生到了大连造船厂做学徒，每几年的时间，水长生画的图纸就连师傅也要竖大拇指。可以说，水长生的工作发展顺风顺水。

而左湘之则走得更远。他去了北京，在北京一家大型工厂做学徒。在学徒的几年里，左湘之自学了高中以及大学的课程，代数、微积分，都无师自通。很快，左湘之成为该厂的助理工程师。

然而，左湘之不得不慨叹自己生不逢时。解放前，左家庄兴起了一个反对任何党派的教会，名为“九宫道”。左湘之的舅舅们成为“九宫道”的长老级人物。左湘之的小妹子左郁馥则被选为“九宫道”的“圣女”。解放初期，国家开始清理这些“反革命教派”，将左郁馥抓去了北京。当时的政策规定，对不满16周岁的“反革命分子”予以教化，而年满16岁的则统统枪毙。当年左郁馥正好16岁。为了营救妹妹，左湘之给当时的大队长送了厚礼，让大队长开了证明，给左郁馥晚报了一年生辰。随后左湘之只身前往北京，在面对诸多调查的时候，一口咬定左郁馥只有15岁，并且极力证明，在这场“反革命风暴”中，左郁馥只是个天真无知的孩童。最终虽然保下了左郁馥，可是左家在“革命历史”上却多了很不光彩的一笔。

在随后的工作发展中，左湘之很快成为厂里的小干部，厂里的领导有意发展左湘之加入中国共产党。左湘之虽然颇为心动，可是想起入党要考察到祖宗三代的革命成分，左湘之极其害怕再把妹妹牵扯进来，于是一次次拒绝了领导的好意。这在领导看来，明显就是左湘之的思想不够进步，不够向党组织靠拢。于是在左湘之的思想鉴定上，领导们一致决定给了左湘之一个“差”。

一九五七年，党中央号召革命干部下乡锻炼。左湘之首当其冲就被下放到干校了。尽管五七干校的生活很艰苦，可是左湘之居然也能安之若素。他参加了辽宁省工人排球队，很快就因为身高和技术优势成为主力。对于这样一个优秀的干部人才，辽阳化工厂的领导们动了心，于是很快，左湘之又被调到辽阳化工厂任工程师。其间，左湘之有意举家迁往城市，可是左老爷子却念叨着“叶落归根”，自己一大把年纪了还要背井离乡，死活不走。结果已经打好的行李只好重新开包。左湘之的五个儿女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城市户口成了泡影。其时，左湘之的大女儿左红袖已经在北京读书读到中学毕业，成绩优异。红袖报考了国家翻译官，却最终因为身体条件不够而被刷了下来。

此次上山下乡运动，左红袖和父亲一起回到了故乡。

水长生想了想，决定明天再去拜访这位同窗。在水长生眼里，他的这位同窗脾气很是古怪，总是摆出一副生人勿近的表情。但是不管怎么说，水长生和他是邻居，又是同窗，关系还能比别人好一点。

谁知道，不等水长生去拜访左湘之，左湘之先带着他的二儿子来到了水家。

左湘之见到水长生便笑呵呵地说：“老友，一向可好？”

水长生也笑笑：“还能怎么样呢？也就是下乡罢了。”

水长生看着左湘之的儿子，这是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可能由于营养没跟上，身高也就155cm左右，可是那孩子眼睛黑溜溜的，透着一股子精明劲儿。水长生点了点孩子，问他多大了，叫什么？

那男孩脆脆地回答：“大叔好！我叫左红旗，今年15岁了！我在镇七中读初二。”

左湘之白了左红旗一眼：“傻了，叫大哥！你忘了你水长富二哥家的小平叫你叔叔了？”

左红旗吐了吐舌头：“他和你差不多大呢！”

水长生看着左红旗，惊讶着这个孩子在面对一个陌生的大人时候。还能回答的如此流利。反观自己的女儿心兰，和红旗一般大小，却还在读小学四年级。而且面对陌生人的时候，心兰是羞赧的，局促不安的。反倒是心莲，自小受宠爱，还能和生人说说话，只是孩子小，说出来的话难免幼稚。

心莲这个时候走出来，怯怯地问：“你们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吗？”

左红旗见到这么一个俏生生的小姑娘开口问话，不由得有些脸红。不过他很快调适了自己的心态，告诉心莲，左家庄可能没有城市那么好玩。不过小伙伴还是蛮多的，可以给生产队放放羊，放放猪什么的。

心竹和心菊早就好奇地从门缝里探头来偷听他们说话。听说在农村只能放猪放羊，心竹和心菊不由大哭起来：“我不要呆在这个破地方啊！我才不要放羊呢！我要回家！”

李淑贤听到女儿的哭声赶忙跑过来，一手捂住心竹的小嘴：“你说什么呢？社会主义大家庭怎么会有破地方？！可不许瞎说！”边说着，李淑贤边往窗外瞧。

李淑贤如此紧张不是没有道理。就在他们下乡的前三天，隔壁老张头在吃饭前要背诵毛主席语录的时候发现自己的那本毛主席语录不见了，四处寻找，最后在自己的口袋里找到了。老张头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说：“这年岁大了记性就是不行，就在自己的口袋里还到处找，明显的‘骑驴找驴’！”不想这句话被门口路过的红小兵听见了，听说老张头把毛主席语录成为“驴”，红小兵进门就把老张头揪走了。第二天的批斗大会上，老张头被红小兵和红卫兵轮番殴打，等到送回家的时候，肋骨被打折了好几根，好好的耳朵也少了半边。

见李淑贤如此草木皆兵，左红旗笑了。

“嫂子，你不用这么害怕，”左红旗改口倒很快“虽然现在外面革命的如火如荼的，可是左家庄是一方净土。左家庄有60%的人都姓左，其余的30%和姓左的人有血缘关系，剩下的10%也是依附我们左家生存的。如果这里要革命的话，估计整个庄子的人一个也跑不了。所以，这里比较安静，没有外面那么重的批斗，最多也就是上台装装样子，充分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狠批私字一闪念罢了。”

正在和左湘之唠家常的水长生惊讶地看了左红旗一眼。从一个小孩子嘴里能说出这么成熟的政治话语，可不得了。

水长生看着左湘之：“小叔，你的这个儿子不得了。日后要是从政，一定前途大有可为啊！”

左湘之苦笑了一下，摇摇头，不作评论。

左红旗却接过了话头：“大哥你说笑了。我们家的成分不好，从政不过是做梦。本来在学校，凭我的成绩和人缘，做一个学校大队长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就是因为我家是中农，我只能凭着学习成绩优异做一个班学习委员罢了。遇到了关于政治方面的讨论，他们都把我排除在外。”

随后左红旗发表了一番讲话，让水长生对这个孩子更加另眼相看。

“凭什么地主和富农就是批斗的对象？凭什么中农就得是改造的对象？我们都是凭自己的力气和智慧去养家糊口。我们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家业，在他们的眼里就成了非法所得？我们雇工种地就成了剥削？你看那些个贫农，整天给了地也不肯种，就算肯种也不会种。他们根本就是自己本身有劣根性，和我们剥不剥削根本就没有关系！现在要平均？看着吧！这平均的日子不会太久。当做大锅饭的铁锅被打碎以后，看看那些贫农是不是还是贫农！看看那些地主富农中农崽仔是不是会沦落到连贫农也不如？……”

就在左红旗情绪激昂的时候，左湘之一个巴掌拍了过来，把左红旗满腔热情打得烟消云散。

“反了你了！”左湘之气得浑身发抖，“你一个孩子，说这些个有用么？这是在家里这么说，没人跟你计较，要是出了这个村子，你敢说这样一个字，直接给你下大狱！安个反革命的罪名！大人说话，你小孩子插什么嘴？！赶紧给我回家！”

左湘之又转头对水长生说：“见笑了，孩子从小不在身边，教育不周！我们先回去了，有空家里来串门啊！”

水长生还处于左红旗发表的那一篇长篇大论的震惊之中，对于左湘之的邀请，也只是草草点了点头。

左家父子走了，水杨氏才带着心萍和心兰从里屋走了出来。对于心莲主动和左家孙子讲话，老太太很是不满意，一个姑娘家家的，怎么那么不懂得矜持！

可是心兰却羡慕死了心莲。左红旗和心莲的那一番对话，让心兰对左红旗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想起左红旗说他已经读初二了，可自己才读四年级，心兰就羞愧得要死。她也知道自己读书晚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为了让她能照顾心莲，母亲故意让她和心莲一同入学，心莲偏又体弱多病，在家耽误了两年才上小学，弄得心兰总觉得自己矮了左红旗一头。

夜深了，漫天的繁星看的心兰心里好宁静。心竹猫在李淑贤的怀里，时不时地吸一下奶头——虽然早已经没有奶了，可是心竹已经养成了习惯。心菊睡得好甜，时不时啃一下自己的手指头——她一定还在做梦吃大饼子呢。心萍发出了匀称的呼吸。

在城市里，临着大连造船厂那样的重工业区，天上的星星少的可怜。可是在农村，繁星点点，心兰躺在炕上，透着玻璃窗，数着天上的星星，一颗，两颗……这个是牵牛星，那牛郎还挑着担子呢。那个是织女星，织女星好亮啊……

在对星星的无数憧憬中，心兰睡了。

与此同时，隔壁的左家却爆发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父子冲突。左红旗和左湘之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人家说，如果一家子有三个儿子，那么按常理老二肯定是最不招人待见的。如果一家子有四个儿子，那么按常理，中间的两个肯定得不到父母的关照的。因为大儿子是长子长孙，势必是整个家族的焦点。小儿子则是父母的手中宝、心头肉。至于中间的那几个，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然而在左家，好像推翻了这样的常理说法。

不讳言，左红旗虽然是左湘之的二儿子，可是却是左湘之最喜爱的一个儿子，其喜爱程度甚至超过了作为长子的左红军和作为幼子的左红星。倒是三子左红科的确是很不招他的待见。不夸张地说，红军和红科在面对左湘之的时候，从来不敢正眼和左湘之相对，甚至连大喘气一下都不敢；红星虽然偶尔敢顶撞父亲两句，也不过是仗着父母宠爱，耍耍无赖。偏偏红旗却敢和左湘之据理力争，毫不客气。红旗极其聪明，总能很敏锐地抓住左湘之言语中的弱点，予以各个击破。每次左湘之跳脚的同时，不得不骄傲于自己儿子的出色。

这天晚上左湘之和左红旗围绕着“到底是能力重要还是人际关系比较重要”这个论点开始了辩论。

能力卓绝的左湘之从来不屑刻意地讨好别人，而能力同样卓绝的左红旗在学校则是同学的首领、老师的宠儿。左湘之认为，他们这些做技术活的专业人才，只需要把手头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至于溜须拍马，看领导眼色行事，他是断然作不出来的。

左红旗不以为然。他说：“你如果想更高一步，那么就需要有更高一步的人提携你。同样的能力，人家凭什么就提携你？好，你说你出色于别人很多。可是，现在人与人之间能力的差距要大到什么地步才能让人家心甘情愿地非你不行？标准在哪里？你又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让人看出你明显地强于别人？太累了，爸爸。那么，人与人之间的交情这个时候就起了作用了，很多时候，我们活在这个社会里，我们不得不去和人交往、交际。也许对你来说，和别人说说小话，揣摩一下领导的意图，并且在他做出这样意图之前满足他的要求上一件很难的事。可是在我来说，这很容易。所以，虽然我们家成份不好，我还是问问占据着班级学习委员的位置。而我的成绩，只能算是比较好，距离年级第一名，还远着呢。没有和老师同学搞好关系，我能这么轻松地坐在这个位置上么？我能当学习委员的同时还是语文科代表么？您当初还不是为了小姑姑去求大队队长？您当是也认为人际关系屁用不顶么？”

左湘之被左红旗噎得无话可说。最后狠狠地看了一看还在地上忙碌的妻子柳云裳：“你养的好儿子！”

柳云裳看了看左湘之，欲言又止。

可是左红旗却没给老爸留面子：“我也是您养的，爸爸。而且，我的智商、脾性比较随您。”说完，左红旗一溜烟跑到隔壁屋子，一边关门一边喊着，“我要睡觉了！”

左湘之看着卡得紧紧的屋门，无奈地叹了口气。

柳云裳以为丈夫非常不高兴，也不敢有什么大动作，只是喃喃地说：“要是小柱子在，可能就会比较让你满意了。”话音未落，柳云裳的眼泪先掉了下来。

小柱子是红星的哥哥、红科的弟弟，连正式的名字都没来得及取，就因为营养不良而离开了人世。小柱子恰巧生在1960年。那三年的自然灾害，家里的食物极度匮乏。有半年的时间连粮食都吃不上，家里的大人孩子全上山去挖野菜，撸树叶。甚至连树皮都没放过。为了让树不至于死导致来年没的吃，每棵树都被扒去一半的树皮，留待明年发新芽。为了填饱肚子，甚至玉米秸子都被粉碎了拌进野菜汤。

极度的营养不良让小柱子一直到一岁半了了还不会说话，不会走路，脑袋比身子都大。可是小柱子什么都懂，家里人说话，他听，虽然发表不了意见，可是他会点头，会摇头。小柱子早慧的眼睛告诉了他的父母自己的到来不是时候。小柱子对二哥红旗极其依赖，因为二哥会给他讲故事，听故事会减轻他的饥饿感。可是最后小柱子还是死在柳云裳的怀里，一直到死，小柱子连苞米面都没有尝过。

提起小柱子，左湘之也心酸不已。他轻轻拍了拍柳云裳：“都怪我，没有能力养活这么多孩子。”

柳云裳擦了擦眼泪：“怎么能怪你呢？那个时候，我们倒是有钱，可是有钱买不到粮食啊。我可怜的孩子，就那么活生生给饿死了。”

夜，就在两口子的互相安慰中度过了。

写得大气，沉稳，不浮躁，亲爱的，继续．

我觉得从七零后开始，无论再优秀的写手，也永远也写不出大跃进时期和文革时期的中国．就象中国电影永远也拍不出旧社会的上海滩，香港电影永远也拍不出中国的文革一样．

翌日清晨，水长生带着心兰、心莲和心菊到左家庄小学办理入学手续。尽管心兰和心莲的年纪比同年级的孩子大了几岁，可是还是很快就融入了这个新的集体。心兰的开朗、心莲的乖巧，城里孩子的贵气，让同班同学不由自主地聚在了她们周围。让心兰和心莲惊讶的是，左家的三儿子左红科居然跟她们同班。但是红科似乎很腼腆，并不和她们说话。心兰偶尔会跑去和红科说几句话，都让红科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词儿给噎了回去。

每当课间，心菊就会出现在心兰班级的门口，叫着“三姐”“四姐”和她一起玩游戏。游戏很简单，准备四个骨子，准备一个沙包口袋，姐妹三个开始“欻骨子”。

骨子其实是猪或者羊的前腿膝盖骨，正面有肚，背面有坑，两侧则呈现一个耳朵的形状。四个骨子扔在桌子上，总有一样的花纹出现。玩的时候，把沙包扔起来，一只手迅速挑出两个或者三个相同花纹的骨子，在抓骨子的过程中不能碰别的骨子，在沙包落地之前接住就算成功。以接沙包的次数计分，得分最多的为赢家。心兰手大，经常赢得两个妹妹只叫不公平。

后来，和同学们混熟了，三姐妹又开始和同学一起玩打沙包。打沙包更简单。几个人分两组，划拳决定先后。一组人分两边，站在两头扔沙包，击打站在中间的那组人。中间的人以不背沙包打到为目的，或者可以接到沙包为胜者。心莲体弱，往往只能看着，心兰却经常接住对方丢的沙包，并把对方打得抱头鼠窜。心菊总是不甘愿地被分到三姐的对立组，每次三姐的沙包打过来，心菊都躲得很惨——被打到了更惨，心兰的力气很大，被她的沙包打中了非常疼。

左红旗到了学校，正对着校门口的板报上贴着上个星期的作文范文。同学沈文斌跑过来，羡慕地看着左红旗：“红旗，这次你的作文又被贴在了最上面。”

左红旗懊恼地点了点头：“别提了，没写好。这段时间我爷爷总是闹病，我这作文都没有半个小时赶出来的。唉！要是给我多些时间就好了。”

沈文斌有些咬牙切齿了：“你没用心写的东西就是范文了，难道你用心写了还要发到报纸上不成？”

左红旗边往前走边说：“那倒不可能。你看人家梁效写的东西，看着都能让人冷汗直冒。那才叫‘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我要是有那样的文才就好了。”

沈文斌看着左红旗的背影喊道：“人家梁效是姚文元的笔名！你要是有那样的文才了，还不成了国家领导人？”

前方的左红旗酷酷地扔下一句话：“要不是我家庭成份不好，你以为我不考虑去混当个小领导当当？”

沈文斌马上垮下了一张脸，无奈地跟上了左红旗的脚步。

到了班级，左红旗到语文教研室拿回学生的作业，挨个给学生们发作业。有几个腼腆的小女生羞羞怯怯地拿几道不难的数学题等着向左红旗请教。左红旗也不推辞，耐心地给这几个小女生讲完了题，也就准备开始上课了。

一天的课乏善可陈，很快就放学了。左红旗骑着家里唯一的一台自行车招摇过市。引得一群小女生在一旁羡慕不已。

回到家，左红科拿着数学书跑过来：“二哥，老师讲的东西挺多没听懂，你再给我讲讲？”

左红旗大手一招，便拿过了课本：“这么简单的东西，没道理你不会啊！”

兄弟两个补课的当口，左红星跑过来，一把抓过红科的数学书，就要跑出去，被左红旗一把抓了回来。左红星见哥哥们不理他，便跑去缠着红袖。

红袖正在温习俄语，见红星跑过来，便拉了红星教他俄语。红星跟着念了几句“哈拉绍”和“答思维达尼亚”，便厌了，丢了姐姐跑出去找大哥玩了。

左红军拜了隔壁王屯的老王头为师学木匠，这时候正在奋力和一片木板作战，企图把木板裁成八角桌的形状，可是怎么裁，也只见木板越来越小，那角度怎么也掌握不好。

左红旗辅导完了红科功课，便凑过来看大哥做木匠活。见状便对哥哥说：“你这个不能这么靠眼睛单做。八角桌的每个角度都是135度角，你用三角板量出来就好了。”

红军看了弟弟一眼，依言而行，果然，很快，八角桌的模子就裁出来了。然后就是一些细处的活计，给桌角打钝，用砂纸摩砂。

左湘之看到红军的活做得非常细腻，心里不由得对这个长子刮目相看。便对红军说：“红军啊，你有空就给家里做几把椅子，家里的沙发快淘汰了。”

左红军见父亲如此慈祥地对自己说话，不由得一阵感动。用力点了点头。

左老爷子的病愈发重了。左湘之请了村里的先生来家看病，先生闭目给左老爷子把脉之后，把左湘之叫到了院子里。

“老爷子是年岁大了，自然体衰，看这个样子，熬不过年末。你们准备后事吧！”

左湘之闻言一阵，稳定了一下情绪，便把先生送了出去。回家之后，左湘之找出前些日子画的仕女图，重新研磨，调色，继续他未完成的画作。

水长生陪着妻子儿女在农村呆了一个星期，厂里的电报便到了。大意是厂里接了一批活计，请水长生速回厂里工作。

水长生心里明白，这次下乡，在他就算结束了。可是儿女们还得继续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继续生活。李淑贤颇舍不得丈夫，可是既然厂里下了召令，李淑贤也不好多说什么，连夜给水长生打了包裹。

第二天清晨，几个孩子还在睡梦中，水长生便踏上了回市区的火车。

心竹醒了第一件事就发现父亲不见了。李淑贤告诉她爸爸回厂里工作了，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

心竹小嘴瘪了瘪，就要哭出来：“他回去了不带我走！我不要在这个地方！都没有人陪我玩！我要回去！我要回家啦！”

心兰已经穿戴好了，一手牵着心莲，一手牵着心菊去了学校。

一年一度的少先队员入队仪式正在举行。心兰和心莲看着被选中的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戴着红领巾宣誓，心中甚是不平。

本来，班主任刘老师已经把心兰和心莲的名字加进了这批入队名单，可是于校长在看过之后，大笔一挥，便把这姐妹俩的名字勾去了。理由是“这两个孩子的家庭成份不好，地主崽子，是被改造的对象。这次先不让他们入队了，等下次看情况再说吧。”

下午的自然课是于校长的课。心莲看着讲台上唾沫星子乱飞的白发老头，心里恨不得上去给他挠两下，咬两口。自然也不肯听他讲课。心中想着既然爸爸都回去上班了，她们姐妹也差不多该回家了吧？

正思量间，心兰捅了捅心莲。讲台上的于校长非常愤怒地看着心莲。

“水心莲，你干什么呢？起来回答问题！”于校长威严地点名。

黑板上，正写着保险丝的缠法。心莲头一天晚上温书的时候已经看过了。在于校长不满的眼神中，心莲起身，完美地回答了于校长的问题。

找不到心莲回答的漏洞，于校长只好让心莲坐下。可是却无时不刻地盯着心莲和心兰，一心要找出这姐妹俩的不是，好在全校点名批评。

心兰和心莲心中恨透了这个干瘪小老头。可是面对如此“强大的恶势力”，姐妹俩只好忍气吞声。

课间休息的时候，刘老师通知大家第二天晚上学校组织看电影，让学生们每人交5分钱的电影票钱。很多学生面有难色，在那样的年代里，5分钱相当于一个家庭一天的开销。花5分钱看电影，实在是太奢侈的享受了。

晚饭的时候，李淑贤让心兰帮忙做饭，心兰正在做语文作业。说实话她对这些方块字真的很不感冒，巴不得早些逃开这些让她头痛的东西，李淑贤一喊，她便很痛快地跑了出去帮忙了。

心萍正在帮水杨氏做一床新被子。水杨氏飞针走线，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被套给做好了，心萍则在一旁接受水杨氏的言传身教。被面要怎么盖，针要怎么走，水杨氏说一句，心萍点一下头。最后心萍感觉自己点头点的都快缺氧了。

李淑贤端上了饭菜，水杨氏才终于肯放心萍吃饭。

饭桌上，心兰心不在焉地扒着饭，一边看惴惴地看这李淑贤的脸色。思虑良久，心兰终于开口说话了。

“妈……”见李淑贤的目光向自己望来，心兰继续着她的话题，“老师说明天看电影。”

“哦，那是好事啊。”李淑贤吃一口咸菜，喝一口苞米茬子粥。

“可是，要交钱，每个人5分钱……”

李淑贤停止了夹菜，放下了碗筷。思虑着怎么说才能不伤到孩子：“心兰，你知道，我们这一大家子人，一个月就你爸爸50块钱的工资……很难。你和心莲，还是别去了。”

“哦。”心兰脸上没有任何失望的表情，倒是心莲，本来神采奕奕的小脸，迅速垮了下来。